【提 要】出质人为不履行债务而采取暴力、胁迫等方式从债权人处劫走属于自己所有的质押物的，侵害了债权人的实现债权的财产利益和人身权，构成抢劫罪。对于抢劫数额的认定，应以质押债权的数额作为抢劫数额，而不能以质押物的实际价值作为抢劫数额来认定。 

    【案 情】 

    被告人李茵,女，1970年生。 

    被告人吕伟勇，男，1959年生。 

    2006年10月至2007年5月间，被告人李茵将一颗自称价值十几万元的裸钻、红宝石戒指、铂金项链、“路易威登”手提包以及“香奈尔”腰带等物品陆续质押给俞志伟，取得借款人民币53500元，其间，支付借款利息数千元。后李茵因无力赎回，又需支付利息而感到吃亏。2007年7月间，吕伟勇得知此事后，表示愿意为其出面解决，李茵同意。7月20日，李茵以赎回质物为由，与俞志伟约定于当晚22时许在上海市共和新路中土大厦酒店内结算清帐。其间，吕伟勇当着李茵的面电话纠集他人至中土大厦酒店帮忙。当晚20时许，吕伟勇授意他人订下中土大厦酒店1802室，吕伟勇和李茵入室等候。俞志伟与其女儿按约到达1802室，李茵打开随身携带的皮包，向二人展示包内用于赎回质物的人民币3万元。俞志伟信以为真，通知其妻将李茵的质押物品送至1802室。此时，数名陌生男子(均在逃)冲入1802室，胁迫俞志伟等三人不准动。俞志伟欲将桌上的裸钻等物拿回，被吕伟勇一把夺走。俞志伟质问李茵，李茵不予搭理，携包离开现场。俞志伟欲用手机报警，被吕伟勇制止。吕伟勇等男子劫取质押物后，将俞志伟等三人押送下楼。次日零时许，吕伟勇将质押物交给李茵(质押物均被转移，未能查获)。之后，李茵未再与俞志伟联系。 

    【审 判】 

    公诉机关以抢劫罪对被告人吕伟勇、李茵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后，分别以抢劫罪判处吕伟勇、李茵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后，吕伟勇、李茵分别提出上诉。吕伟勇辩称其只是帮李茵解决债务问题，无合谋抢劫的主观故意；吕伟勇的辩护人认为质押物不能成为出质人抢劫财物的对象，本案不构成抢劫罪。李茵及其辩护人提出，李茵没有抢劫的故意，也没有实施抢劫他人财物的行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要求撤销原判，认定李茵无罪。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上诉人李茵无意归还借款，伙同吕伟勇采用胁迫的方法劫取质押物，达到消灭债务的目的，且数额巨大，应当以抢劫罪论处。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二审裁定驳回上诉人吕伟勇、李茵的上诉，维持原判。 

    【评 析】 

    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胁迫等方法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其犯罪构成特征为：1、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不仅侵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同时还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2、客观方面具有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等足以使被害人丧失抵抗能力或抵抗意志的方法；3、主观方面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4、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本案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一是质押物能否成为出质人构成抢劫罪的物质对象？二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抢劫罪的客观特征？三是抢劫数额如何认定？ 

    一、所有权属于行为人的质押物可以成为抢劫罪的物质对象 

    根据法律规定，抢劫罪的物质对象是公私财物。该财物只要具有经济价值，能够为人所控制，一旦被他人非法占有并给所有人造成财产损失，就应当纳入财产所有权保护的范畴。但在刑法上的抢劫罪等财产性犯罪中，被侵害的对象不仅限于被害人对财物的所有权，还包括被害人享有的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抢劫罪的对象，在理论界得到众多学者的肯定。笔者也赞同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抢劫罪的对象，对以暴力、胁迫方法取得他人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应当认定构成抢劫罪。理由是：第一、民法上的财物是能为人们带来经济利益的物，权利人可直接行使权利而无需第三人的协助。财产性利益不是物，而是一种抽象的民事权利。民事权利中如债权、股权、质权等也是财产的一种表现形式，与财物并无本质区别。二、从抢劫罪的客体看，刑法规定抢劫罪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人身权与财产权。债权等财产性利益是体现经济利益的民事权利，同所有权一样属于国家保护的财产权利。三、最高人民法院在类似案件中也认为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抢劫罪的对象。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刑他字第9号批复认为，被告人以暴力、胁迫手段强行夺回欠款凭证，并让债权人在被告人已写好的收条上签字以消灭债务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特征，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李茵与被害人俞志伟经口头约定，李茵以质押的方式向俞借款53500元，俞占有质押物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质押物的所有权虽然还是属于李茵，但该质押物为被害人实现债权起到担保作用，也是李茵、俞志伟在无借据的情况下借贷关系确立的依据。吕伟勇、李茵以胁迫方式劫取质押物后，被害人不仅丧失实现债权的保障，更是丧失了借贷关系确立的依据，吕、李行为的结果与当场劫取被害人5万余元的财物没有实质区别，是对被害人财产权利的侵犯。因此，李茵作为出质人，其质押给他人的财物仍能成为其抢劫的对象。 

    二、胁迫环境的判断 

    本案李茵约被害人在预定的房间内见面，当被害人将质押物带至现场，吕伟勇纠集的数人即冲进房间，胁迫俞志伟等三人，李茵乘机携款离开，吕伟勇等人当场强行取得质押物。被害人正是在受到几名陌生男子的强制而不敢反抗的情况下被劫取质押物，过后，李茵从吕伟勇处取回质押物。不论二名被告人是否采取了暴力，或语言上威胁的行为，但被害人在夜晚和不熟悉的环境中，面对几名陌生男子的突然闯入，足以产生恐惧而不敢抗拒。而吕伟勇、李茵二人均明知劫取质押物的方式与其消灭债务行为之后果的关联性，其行为符合抢劫罪的特征。 

    三、抢劫质押物的抢劫数额认定 

    犯罪数额在特定的犯罪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影响定罪与量刑。在抢劫犯罪中，财产数额虽然不是构成抢劫罪的必要条件，但对量刑有直接影响。本案中关于抢劫数额的认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以行为人抢劫所得质押物的实际价值计算。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劫得的质押物参照借款的数额，以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如果质押物价值大于或相当于借款的数额，则以实际借款额为抢劫数额；如果劫得的质押物价值小于借款数额，则以实际劫得财物价值作为抢劫数额计算；如果劫得的财物灭失，则应当以借款的数额计算。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直接以劫得财物价值作为抢劫数额，而不考虑被害人实际财物的损失，是对抢劫犯罪当场实施行为及后果的机械评判。笔者基本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是：本案中，二被告人主观上是想强行取回质押物品，使被害人丧失追讨借款的凭证，达到不还款的目的；客观上，行为人仅针对质押物品实施抢劫，且劫得财物已被转移，未能查获，无法计价，按照李茵的说法一颗裸钻价值就达十几万元，则其出质给被害人的财物价值远大于借款53500元；实质上，被害人损失的财产利益也仅限于借款，并非其临时占有的质押物，判决以被害人无法收回的借款数额作为抢劫数额认定比较妥当。抢劫金额2万元以上的属“数额巨大”，吕伟勇、李茵以胁迫的方法抢劫质押物，其消灭的债务数额已达53500元，属数额巨大，依法应当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鉴于公安机关已向李茵追回人民币53500元，对二名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均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是适当的。 

作者：章丽斌，刑二庭助理审判员。 

裁判文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8)沪二中刑终字第410号刑事裁定书。 

合议庭：何仁利(审判长)、朱春媚、章丽斌(承办法官)